和朋友聊天谈司法问题，在感叹禁乱的司法竟成了致乱之源的同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检法成为不少年轻人向往的威风职业的时候，司法的公信度反而如此之低？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但这两者之间确实是有关联的。司法变异为司人，人们追逐其管人、治人、刑人的权势而将法、理抛在一边，司法衙门内“有司无法”、“有官无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怎能不成为问题？古人说：“清法之国，人畏法而不畏吏，乱法之国，人畏吏而不畏法。”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与现代“官迷”、“权癖”相反，被称为“官本位”的古代君子却将做刑官视为畏途。“刑官无后，不可不慎”，这句话甚至被挂在审讯大堂。这并不是对刑官的诅咒，而是慈悲的劝勉。“有因必有果、害人必害己”，古人用这种最朴素的道理告诫人：刑狱之事关系到人的命运乃至生命，关系到社会的是非、清浊，如不谨慎恐惧，极易造下无边罪孽。一旦播下恶种，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信因果它就不发芽结果。对于个人来说，无修无学而仅仅看重其外在的权势而去治狱（讼事），这是典型的“行险以徼幸”。如果冤及无辜，其果报怎可能仅仅是无后？对于社会来说，如果任非其人，不倾、不乱者，自古至今，闻所未闻。

　　“不佞不酷，然后可以言折狱”。所谓佞者，不择手段，以权力充其私，谄媚于上，横行于下；所谓酷者，以残、恶为能，毫无恻隐之心，以设罪陷人邀功，以刑人害人为乐。社会越是混乱，人们越是想到用重典，严刑苛法，则佞、酷之吏泛滥，其结果是无辜蒙冤、罪者逃脱的现象大量出现。刑罚失当、是非不清，抑弱扶暴、冤戾冲天，社会岂能祥和？古语说：“季世无顺民”，难道季世之民是天生的乱民？佞酷之害，并不轻于无法。如果读史书就能发现，佞酷之吏虽得势于一时，但却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这正如贤者所言：“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怨毒之财，岂有安享者哉？”

　　“不佞不酷”不但是用人的准则，同时也是对治狱者的忠告。但是，这只是最起码的标准，即便是“不佞不酷”，如果不能时时自警、事事拷问自己的良心，同样也可能害人害己、饮恨终身。古代君子若不幸治狱，必戒慎恐惧，“恍若天地鬼神，嗔目而视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号而望我。”由恐惧而至于不惧。《汉书》中记载了汉代丞相于定国之父于公的故事。于公为县吏，决狱公平、知冤必救，判决连被判的人都不怨恨。其里巷大门坏了，父老一起来重修。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里巷）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心存敬畏以至于坦坦荡荡，无恶果可惧，自然有福报可期。先贤评曰：“‘驷马之门’亦兴于心地耳。”此为至论！宋朝宰相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记述了其父欧阳观治狱的事。欧阳观是理刑官，断案惟恐不得其情，听狱必“求所以生之”，对于死狱，屡废而叹，夫人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求之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俱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求其生，并不是非法以求，而是求之于理、求之于法，这是真正的知法。如此发心，怎可能冤及无辜？如此发心，哪里有治狱之恶事？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主刑治狱者即使是侦破案件得到真相，也要怜悯同情，不可以欢喜。如果以刑人、罪人乃至死人为职守，刑官以此为业绩，以刻为明，那么治狱不就成了最大的恶事？刑讯逼供、冤及无辜，舞文弄法、巧文致罪，将错就错、冤案不平反，这难道是职业使然？卖棺材的以人死为利，欲有瘟疫而获大利，难道刑官的职业也是如此？如果这样，刑官做得越“好”，就越造孽，“刑官无后”就成了职业病。其实，古语有“刑官无后”，也有“公门中好修行”之说，关键在于有无公正仁恕。如果像于公、欧阳观那样“公其心”，则处处是活人、利人，“虽杀人，亦是活人之仁。”刑官如此，为政制定政策者同样如此。

　　写于2008年11月19日。

　　作者殷辂，字恺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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