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四民之一，略同于现代的知识分子。《汉书·食货志上》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在先秦诸子中，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对“士”的社会角色阐释得最为全面和准确，似无出其右者。孟子所论之“士”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

　　按照孟子的社会分层观，社会可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阶层，“士”属于“劳心者”阶层。但“士”又与社会上层的权贵殊不同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士”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倡导仁义之道，铁肩担道义，作社会良知的代表，“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主张，“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特别是由“士”而“仕”，更应该以行仁义为本旨。如果“仕”是为了脱贫致富而不是为了行仁义，那么就宁可“辞尊居卑，辞富居贫”。

　　在孟子看来，人与兽的区别不是生产劳动（如墨家），而是仁义之道，“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因此，他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学说不感兴趣，认为“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由此，他提出，因为“士”的职责是捍卫社会正义，所以“士无事而食”是正常的。

　　面对滚滚红尘和名利诱惑，孟子提出：“士”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重义轻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义利观不是单纯地重义，而是重仁、重义、重礼的三合一。长久以来，人们对孟子的重义轻利观有一种偏见，认为孟子完全否定“利”的合理性。实际上，孟子对符合“义”理的自我利益是充分肯定的。只要所获之“利”符合“义”的原则，就不是“恶”，而可归之于“善”。正因为以“义”为标准，所以孟子对各国君王馈赠的金子或泰然受之，或断然拒之，无论其数额多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尽管孟子对符合“义”理之“利”有所肯定，但它更注重对“利”予以防范、制约而不是鼓励、提倡。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仁义之道才可以不受侵蚀。

　　在审视“士”的问题时，孟子非常强调独立人格的塑造。在孟子眼里，最理想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这里，“独行其道”、“独善其身”所张扬的正是一种独立人格。因此，孟子倡导的重义轻利，没有墨家“兼相爱、交相利”那样地沉重、拖累，而是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单纯、傲然的气质。因为没有患得患失的顾虑，所以才能大胆地蔑视、忽略个人的种种私欲私利；因为倾心于内在修炼，所以不惜抛弃生命，“舍生而取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应该说，孟子眼中的“士”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但理想与现实毕竟存在着差距。纵观古今，士林中虽有很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但也不乏趋炎附势、卑鄙无耻之徒。因此，与孟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以是否踏入仕途为标准，将“士”划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认为“仰禄之士”一旦步入官场宦海，便无独立人格可言；只有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的“正身之士”才称得上正人君子。此话不无偏颇，但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功名利禄斫害士人心灵的历史真相。

　　时至今日，士风仍是世风之根本。因此，知识分子仍须固守知识本位，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以社会良心为担当。如是，诚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反之，“士不知耻”，则“为国之大耻”（龚自珍《明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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