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於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世寿仅五十九岁。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後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七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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