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教授，最近突然忙了起来。

    这一切，缘于一个调查项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刘仲宇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

    这一调查尽管只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的子项目，占整个课题的比例很小，却格外引人注目。

    BBC、美联社等海外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并引发诸多猜测，原因就在于：根据该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的实际人数，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倍，已达3亿之众。

    尽管这一惊人的数据引起了很多质疑，但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坚信“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调查”。

    刘仲宇介绍，这一调查始于2005年暑假，调查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16周岁以上人口，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0多份，回收率高达91.2%。调查显示，明确表示具有宗教信仰者为31.4%，表示不信仰宗教者占68.6%。依此推算，得出“3亿教众”的数字。

    面对这份调查数据与官方统计数字的差异，刘仲宇解释：“政府宗教部门统计的是在册的信众人数。如果一个老太太90多岁了，年纪太大不能到庙里去，就待在家里念佛，那她到底算不算呢？我们的调查是由调查员亲自把问卷送下去，所以非常真实可靠。”

    至于5000个样本是否太少，刘仲宇说，“从统计学角度来看，5000的样本已经够大了，关键在于是否随机。”
　　
    这个调查，刘仲宇委托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调查中心操作，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是完全的随机抽样。
　　
    由于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层性，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抽样”，会带来不同的调查结果。当记者追问，这种“完全随机”是什么概念时，他有点语焉不详。
　　
    记者提出是否是采用先通过电话联系、再送到被调查人手中的方式，刘仲宇认为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会加入“确定条件”，即把不拥有电话的人群排斥在外。
　　
    “那么是否是采用随机抽取户籍的方式？”他表示，因为他本人没有参与具体的调查，所以不知具体的抽样依据到底是什么。
　　
    根据刘仲宇的调查报告，信教群众中有33.1%信仰佛教。据此推算，中国大陆的佛教信众就高达1亿，居五大传统宗教之首。
　　
    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为什么偏偏是佛教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不是外来的基督教，抑或本土的道教？
　　
    基督教来华不过二百年，又与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有着脱不清的关系，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不难理解，而道教信众不多，刘仲宇认为这与近代以来，佛教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早且比较成功有关。
　　
    从19世纪末，杨文会大量刊刻佛经、创办僧学，开始了近代佛教复兴。此后不断有爱国志士力图用佛教来提高国民素质。民国时期，佛教刊物多达170余种，而道教刊物只有2种。而利用刊物进行宣传，完全是现代产物。

    刘仲宇说，本来佛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现在却越来越入世，这和佛教在近代以来不断适应现代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仲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在知识精英阶层，信仰佛教的比例最高。这表明，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第一选择。
　　
    明代的林兆恩曾提出“儒教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区别于儒道两家，佛教更多的是解决人内心的安顿问题。
　　
    刘仲宇告诉记者，在他的调查报告中，16至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占总数的9.6%。调查表明，年轻人占了信教群体的主体。
　　
    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仲宇认为，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宗教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安全感下降。个人生活的不稳定，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引发普遍的焦躁不安的社会心理；还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情况都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到1965年，台湾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人数增加了150%，但1965年之后，这些外来宗教突然停止了发展，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传统宗教迅速发展，这一情况目前仍在延续。而1965年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年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实现了工业化。
　　
    刘仲宇将此解读为“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在精英层，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受西方思潮冲击下坚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普通民众虽然未必会这样思考，但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
　　
    不仅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迷乱之心，宗教还适时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伦理资源。这有似于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联动过程。
　　
    刘仲宇还曾花五六年的时间，研究民间日益兴旺的“接财神”信仰，他认为，财神从道教的小神升格为佛教的主神，背后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
　　
    有的地方将关公视为“武财神”，关公的精神核心是“忠义”；比干是“文财神”，因为比干被纣王剖心，无心者最无私。
　　
    刘仲宇说，这些解释就包含了宗教伦理，财神可以保佑人发财，但不保佑不义之财。“这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是一致的。”
　　
    刘仲宇特别强调：“没有信仰的人是最可怕的！三亿人信仰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贡献。”
　　
    此前披露“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的一家媒体，在报道中引述刘仲宇的话，称结论之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多是比较基于现实主义的，来源于宗教自身寄托心灵的思考较少。”
　　
    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在以往的大量论著中，都认为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目的通常非常现实，这一直被作为一个“学术常识”被传播着。但本次调查却表明，信教更多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
　　 　　
    “宗教在可预见的将来，我想至少是一千年之内，绝对不会消亡。宗教的神圣性是一切世俗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宗教对人心灵的慰藉，也是任何科学不能替代的。”在采访结束时，刘仲宇这样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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