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人在快乐的时候似乎是想不到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所以那时我离佛很远。但命运的转变是由不得人的，就像每天的天气。当我十五岁那年就要进行中考的当儿，幸福突然抛开了我们。

　　父亲在我中考前夕突然病倒，几天后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拖着最后一线希望，母亲和姐姐陪他一同前往上海。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成为这个家的主人。虽然深夜醒来，难免会有凄凉的寂寞感泛上心头，但繁重的功课又使我不得不暂时淡忘这一切。年少的我第一次领教了厄运面前人的渺小、人的微弱、人的无奈。

　　中考结束，父亲也从上海回来了。没过几天，还没等他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他就匆匆忙忙甩下我们娘仨先走一步了。

　　痛定思痛，我实在想不通命运对我们的捉弄，便打算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死的答案。

　　现代文学大师中，林语堂是那的幽默和机智；梁实秋是如此的轻松与悠闲；周作人又带给我们闲适和平淡；徐志摩则让我们品味浪漫与燃烧……可是在他们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的生命却都没有奏出华彩乐章，相反，却是同样的黯淡与灰色：医院中全身插满管子；监狱里苦苦挣扎；空难的一声巨响……至于最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一个都不饶恕”，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铮铮铁骨与磊落胸怀，同时似乎又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放不下的执着。

　　至于外国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最后竟然都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都已站在了世俗人生的最高处——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样的归宿岂能作为我们的样板？也有人说，到了他们那个境界，生死都无所谓了。但我总觉得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同时也不负责任——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高到人生的什么境界？

　　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是我最后接触的，但印象却最深：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是否就是人生？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虚幻多变，又谈何生活的意义？

　　三年的技校生活总算结束了，我第一次能将自己挣得的薪水交给母亲。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知她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务。当辛酸终于熬到了头时，她的身体却彻底垮了下来，尽管此时家境已日渐好转。终于在九二年的夏天，她住进了医院——尿毒症，这种比癌症还要可怕的病，在她身上已潜伏很久了。

　　当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一连串地发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幸全要落在我头上？医生的回答客观得近乎冷漠：谁都可能碰上，包括我自己。

　　单位——医院——家，在这条三点一线的轨迹上奔波了近半年，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被我骑成了一堆废铁。最后终于争取到了让母亲前往上海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机会。为此我中止了工作，在九二年腊月二十八的凌晨，我们登上了“江申一号”的甲板。

　　寄居他乡十一个月，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好歹我们还是回来了。正当我们欢喜地为九四年的春节忙碌时，姐姐却因婚姻的破裂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镇定住自己，强打起精神，来安慰我那伤心欲绝的母亲。夜间，独自一人睡下时，我常常被噩梦惊醒，泪湿双襟。

　　人力与业力的拔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争。数十万元的代价，也只让母亲的生命多维持了一年半。这一次她又住进了医院，前后仅仅七天，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在极度的痛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日记：我是一株孤独的草／春雨浇头／夏阳炙烤／肃杀的秋风吹过／我已失去了生命的绿色／连日的冬雪又将我深深掩埋／岁月难挨／生机渺茫／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腐烂／还是燃烧

　　母亲的丧事结束，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生活还将延续下去，它根本不会顾及一个弱者的吁请。而我也必须生存，凡夫的生命也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但我必须找到新的生命支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满腹的苦楚、满腔的心事、满怀的疑惑，我开始接触了佛教。

　　来到九华山，当时刚好在举办地藏菩萨圣诞的纪念活动。钟鸣悠远，青烟袅袅，躲过了热闹的人群，我和一两位刚刚认识的青年出家人交谈，谈人生、谈历史、也谈哲学、宗教……最后我们三人都在深夜的虫鸣声中沉默了：我们的归宿将在何处？临别时，他们送我一套录音带——《倾听恒河的歌唱》，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而内容却是满含血泪的沉重，我也仿佛成了其中心酸的一个音符。

　　对于佛法，我了解的仅仅是一点儿零星皮毛，但我已隐约知道未来要走的路了。

　　六个月后，我结束了一切俗事杂务，冒着严寒来到了雪花纷飞的九华山，开始了另一段人生的旅途。

　　在这条路上没走多久，我就决定剃发出家了。既然家徒四壁，那就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

　　再后来，我就来到了喇荣佛学院，并决定在这里长住下来。

　　曾经问过自己，生命是腐烂还是燃烧。既然现在认定佛学院是一个大熔炉，那答案当然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