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家是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我初中毕业后，就上了驾驶学校。我发誓要多挣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每天都有好心情，每天都可以去“玩友协会”唱川剧。
在1992年4月全国糖酒会期间，我因见义勇为出了名。一时间，“夏宇”这个名字频频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出现，这让我非常难为情。我不愿意让别人称我为“英雄”，我宁愿他们说“夏宇这小伙子是一个好人”，这就足够了。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她患有坏死性胰腺炎，还有很严重的胃病。当我听说用猪肚包泥鳅草煮着吃可以治胃病时，我如法炮制。几年下来，治好了母亲的病，我却病了。1995年上半年，我腰痛得厉害，还经常流鼻血。我去川医附院就诊。检查后，医生给我开了病危通知单，我得了尿毒症。
住院50天，光药费就高达3万元。终于，在一个没有阳光的下午，我横下心，离开了医院。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家休养，父母学会了打针、配药、输液，俨然像职业医生一样。成都市慈善会的一个老中医给开了一个药方，父亲自己挖齐草药，清洗干净、炕干、碾成粉末，加蜂蜜，捏成小丸，再晒干给我吃。多少回我从梦中醒来，都看见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捏着药丸……
1995年的冬天开始，我接受了残忍的、让人胆战心惊的“血透”。我一共进行了6次“血透”，每一次都要“死”一回，我的父母也要跟着“死”一回。
1996年4月，我实在住不起医院了，又回家了。我每天要输5袋腹膜透析液，每天要吃6种药，每月至少要2000元药费，还必须输400元一支的球蛋白，每月至少2支，我根本输不起，于是我变得很“胖”，上午脸肿，下午脚肿。
父母把所有的钱和所有的东西都换成了药。每一次买药，都要拉一车货，专门腾出一间屋子码放药品，连酒精和碘酒买一次也需10公斤。他俩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药品越用越少……有一次，药品告罄，父母急得团团转，欲哭无泪，欲罢不能。我脸肿得像个大面包，浑身都在抽搐。那种痛苦的呻吟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
二
后来，父亲去了报社——他生平第一次向外人说出了这5个字：“求求你们了……”
从此，我就与各大媒体的记者频频见面。他们都是一些好心人，他们总是在泪水中听完我的故事。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他们的目的完全一致：救夏宇。他们写了好多文章，一个影响全国的爱心行动从成都开始了。
我们家从早到晚都有人拜访，有的送钱，有的送药，有的来送一句安慰的话语。四川所有的媒体都行动了起来，四川电视台、成都经济电视台还为我举办了专场募捐晚会，许多企业的团委还为我举行义卖。我的母校成都市39中在雨中为我进行募捐，全校1000多名师生，排着队为我凑救命钱，那感人的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四川双流县委一名叫“文兰”的女士，她从1997年7月开始，每月给我寄160元钱，从不间断。她是一个公务员，工资肯定也不高，每月我一拿着她寄来的钱，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她还经常打电话或写信来，听声音是一个非常儒雅的女士。我父亲专程去双流县委找她，可把双流县委找遍了也找不到这个叫“文兰”的恩人。有一天晚上，“文兰”打来一个电话，说千万不要找她了，也找不着她。她不图回报，只图夏宇早日康复。她还说，夏宇为社会做了好事，社会应该记得他，好人是有好报的。后来，我成功进行了手术，请她千万不要寄钱了，她反复问了情况，又寄了160元钱后便彻底“消失”了。现在，每当我出车经过双流县的时候，我都要驻车朝县委方向深深凝视一眼——因为我的恩人就在里面。
在我进行肾移植手术的准备阶段，一位面色白净的戴着眼镜的小伙子来到我家。他是转了四次车，花了半天时间才找到我家的。他给我送来了一本书，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是专程来给你讲故事的。”
他挨着我的床沿坐了下来，讲起了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他讲得很沉静，一脸的虔诚与肃然，目光里透着刚毅与坚强。他讲了一下午，我也静静地听了一下午。夜色临近他才离开，临走时，那位小伙子很平静地告诉我：“我是一个血癌患者，我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到今年11月。”
他走了，留给我的不仅仅是愕然，还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态度。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那天下午那堂特别的课成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课，我终身不忘。
1997年12月24日，带着大家给我筹齐的救命钱，我走上了肾移植手术台。华西医科大学为我准备了最好的医生与医疗设备。我的主治医生是著名教授陆一平先生，为我手术主刀的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专家杨宇如先生。
三
手术非常成功，我经历了一次生命的蜕变。1999年8月，我重新开上了出租车。刚上车那天，我非常兴奋，开着车穿行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开着开着我就流泪了。
知恩要图报，这是人间最朴素的道理。一想起那些恩人我都会泪眼模糊。我一直在思考，该用何种方式来回报社会。父亲知道我的心事，有一次他与我彻夜倾心长谈，他说：“你就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做起，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以德报恩是最好的回报。”父亲的话虽然简单，但充满了人生哲理。
重新开上出租车的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妈妈买了一件保暖内衣。妈妈舍不得穿，在我的“强迫”下，她答应试试。可是后来，妈妈背着我还是把这件衣服卖了。她说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一件内衣可以给我买一盒进口的“环胞素”了。
我没有把那200元钱拿去买“环胞素”，我把它存了起来。在存了两年多时间后，我把这钱给了一个叫陈末的家境困难的高考生。
我常想：也许，你今天做的好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无论怎样，去行善积德，献给世界你最好的一切，也许永远也不够，无论怎样，去献给世界你最好的一切……
（《女报》2001 10 江枫文 刘大鹏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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