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一天，吕奎文教授收到一个用报纸封好的小包裹。撕开用糨糊糊上的报纸，再扯开一层牛皮纸，一个黑色的钱包出现在吕教授面前。他大吃一惊：这不是自己一个多月前被偷的钱包吗？钱包里面，2000元现金、身份证、老人优待证、医疗证全都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吕教授格外注意手机短信，但对方音信全无。
20多天过去，11月10日，吕奎文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只写了收信人的邮编和地址，没有留下寄信人的任何信息，字体歪歪斜斜。信封里，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片，短短几行字中有不少错别字：“吕先生：我偷了你的钱包，看了你的名片，也听了别人对你名片的乙（应为‘议’，记者注，下同）论，我才知道自己的次（罪）恶……”
一张名片竟能让小偷产生罪恶感，这是怎样的一张名片？原来，吕教授有个习惯：乘坐公共汽车时，谁让座，他就会送人一张名片，名片后印有赞美让座者的诗，告诉大家“送人玫瑰，满手余香”，“付出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这种名片有两个版本，他已送出几百张。在这次被偷的钱包里就有这样3张写着赞美诗的名片。
钱包失而复得。吕教授惊讶之余，连连感叹“难得”。信中，这个小偷责骂自己“象（像）一只死老鼠”，声称为生活所迫，受人唆使，干了一段时间坏事，“一个多月来我都很难受”。信的落款是“一个没有面目的人”。
吕奎文已记不清钱包里有多少钱，但小偷在信中坦承：“我用了你一百多块钱，以后我会想办法还你，但说不准时间。”
如今，和这个小偷联系上并见面，成了吕奎文迫切的愿望，“我会在保护他的前提下，不顾一切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来帮助他。”
吕教授曾经给劳改犯开过课，他知道，一个人要变好，“需要爱和真情”。
（摘自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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