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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介绍美国的捐款文化。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压力下，尽管美国富人的资产几乎每天都在缩水，但慈善捐助的热度却丝毫没有减退。从1990年至今，美国个人慈善捐款增长了将近50%，从110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4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2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表明，捐款数额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50%，达到美国GDP的1%。而且这个数字还是个“不完全统计”，因为有许多富人喜欢匿名捐款。

　　美国人热心慈善是与其“给予”文化分不开的。另外，在税收上对捐款的优惠政策也是美国慈善活动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有，慈善活动往往有助于企业树立更良好的形象。美国的一间调查组织曾对463间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美国公司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公司的捐赠行为可以将公司的形象提升75%，使员工的参与和士气提高52%，另外还可以将自己和顾客的关系促进20%，产品销量增加7.2%，同时换取更多的媒介报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推动了美国慈善活动的发展，即比较完善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管理制度，从立法、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监督到内部运作都比较成熟。这就使得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放心地把钱交给这些组织，并且信任他们将会把所得捐款用于公众关心的事务上。

　　相比之下，我们以为，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在表达商业利益和个人动机之外的善行方面，尚处在极为不成熟的时期。

　　不久前，香港负责“健康快车”项目的人士说，捐款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捐款的文化”。

　　其实，中国文化里并不缺少慈善。何谓慈？古人的释意是：“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什么是善？善是恶的反面，是良知。所以，慈善也可解为是人的爱心与良知的结合。

　　《论语》中有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何谓“仁”的问题。孔子就回答了两个字：“爱人”。

　　我们认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变化剧烈，从赤贫到发达可能就是一晃的事情，而且为富有先后。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先富者对财富、对贫者的态度对社会能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努力自不待言，重要的是先富者须时时提醒自己勿忘行善，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而且也可以消解对先富者品行的批评与拷问，因为毕竟，为富不仁在今日中国并非罕见的事情。

　　19世纪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说：我们时代的问题是恰当地管理财富，以使同胞手足之情能维系贫富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然，要想使中国富人所捐之钱财最大限度地有益于社会，我们还应该在制度上建立好的“花钱体制”，殊不知，在一定意义上，能花好钱甚至比挣钱还不易，眼前不就有一些什么基金会的丑闻让捐助者寒心吗？在制度上没有一个好的非政府组织的运行体制，显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库珀基金会的创始人库珀先生活着的时候也捐了不少钱给穷人，但他后来决定要用好自己的钱，而不是简单地把钱“以少量的份额平均分给民众”。他认为简单的分配简直就是浪费。库珀后来成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库珀基金会，我们相信，管理良好的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形式比简单的捐助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说，在街头对乞丐草率的施舍只是在寻求自己情感上的满足，并非真正的善行。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向那些希望改善的人提供帮助，使之如愿以偿。而施舍从来不能改善个人和民族的处境。

　　卡内基说，富人们造福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向社会提供一个促进人们上进的切实阶梯——用这种最合算的方式将剩余财富返还大众。希望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们在羊年更多地关注慈善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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